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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宋仁宗:一碗羊肉羹,吃的我好心痛啊!清平樂中這段描述真實么?

    原創
    2020-05-03  船夫聊歷史

      近些年,國內的電視劇制作水平真是越來越高了,尤其是古裝劇,不再是十多年前的粗制濫造,取而代之的是對古代歷史的尊重,和對文化內涵的重視。

      拿正在熱播的《清平樂》來說,不論是服裝道具,還是情節設置,都很好的還原了宋朝初年的面貌,讓大家在追劇的同時,也可以再次回味東京汴梁的繁華與喧囂。

      在《清平樂》最近一集中有這樣一個情節,宋仁宗在品嘗女官制作的羊肉羹時,得知是由三只尚未足月的羔羊烹飪而出的時候,一下子惱怒的發了脾氣。要知道這位皇帝雖然貴為九五至尊,但在歷史上可是出了名的仁愛(好脾氣),為何卻為一碗小小的羊肉羹而動怒呢?

      原來宋仁宗手中雖然只是一碗肉羹,但他想到的卻是如果三只小羊能夠長大,將會多出了很多肉,而這些羊肉或是可以滿足大戶人家幾天的肉食,又或是邊關士兵幾天的口糧,做皇帝能夠做得如此憂國憂民,難怪后世給他的廟號,是仁宗了。

      不過身為皇帝,竟然連吃肉這件小事都這么患得患失的,是不是描寫的有些過了?

      皇帝雖然只是名義上國家擁有者,但至少錦衣玉食基本是毫無壓力的,吃一碗羊肉羹,縱使是羔羊肉做的,應該也是很平常的事情。事實上,在宋朝319年(兩宋)的歷史中,從百姓到統治者,對于羊肉的心情確是極為復雜的,下面我們就來聊一聊關于古代吃肉的話題。

      癡迷羊肉的唐宋

      先秦時期(舊石器時期--公元前221年)

      先秦時期的老百姓,平時的生活中是很難吃到肉的。正所謂:“肉食者鄙。”(出自《左傳·莊公十年》),肉在當時只是少數權貴才能夠享用的美味

      這一時期人們的主要肉食來源是主要是各類家畜,《周禮·天官·庖人》中將這些家畜合稱為“六畜”,也就是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豬(豕),這六種家畜也因為在人們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,得以入選中國人無比熟悉的十二生肖。

      雖然同為六畜,但彼此間的地位和差別還是蠻大的,比如馬是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,因此價格普遍很貴,尤其是其中戰馬,甚至還是國家級戰略物資,不但不能隨便殺來吃肉,還需要重點保護,所以普通人很少為了吃肉而養馬,畢竟太過于奢侈。

      除了馬以外,牛也很少被用來當做肉食,除非是非常高規格的祭祀活動,需要宰殺三牲(牛、羊、豬),大多數情況下,牛主要是所謂百姓耕地的畜力,平時的主要任務是耕地,除非老病而死,否則很少會被拿來當做肉食。

      所以雖為六畜,但真正能夠出現在人們餐桌上的肉食,主要是羊、雞、犬和豬。

      兩漢時期(公元前202年-220年)

      從先秦到兩漢,由于戰亂的影響,百姓吃肉依舊很難,平時能吃飽肚子就不錯了,一般也只有逢年過節才能打打牙祭。羊、雞、犬和豬作為主要肉食來源的格局變化不大,不過狗肉的占比可能要比今人想象的要大一些,因為根據《史記·卷九十五·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》中記載:

      舞陽侯樊噲者,沛人也。以屠狗為事,與高祖俱隱。

      根據這段話,我們可以得知漢朝初年跟隨劉邦起義的猛將樊噲,本職工作就是屠狗,既不是宰豬或宰羊,更不是殺雞,由此可見,在當時百姓的日常生活中,狗肉很常見,以至于會有專門的人負責宰殺。

      兩晉到南北朝時期(266年-589年)

      漢朝以后,北方游牧民族(匈奴、鮮卑等)開始大規模南下,他們在建立政權的同時,也將游牧民族的飲食習慣帶到了中原,其中就包括以牛、羊為主要肉食的傳統。

      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,中原百姓的主要肉食從較為復雜的六畜,變為單一的牛羊肉。同時游牧民族的飲食習慣也受到了農耕文明的影響,上文提到由于牛是主要的畜力,所以從兩晉開始,到了南北朝時期,羊肉已經取代其他幾種六畜,成為人們主要的肉食來源。

      隋唐時期(581年—907年)

      早在魏晉時期,由于整個國家對羊肉的需求量不斷上升,因為出現了專門管理牧羊的機構,當時太仆寺下專門設有司羊署,主管全國的養羊行政事務,并分設特羊局(公羊牧養)和牸羊局(母羊牧養),如此精細的分類可見其重視程度。

      隋代統一全國后,這部分機構索性分離成立單獨的部門——牛羊署,唐代改成典牧署,專門掌管隴右牧監送來的牛羊。這一時期的唐朝從中央到地方的監牧,已經建立起一套十分完善的羊肉產業鏈,并且還包含了進口貿易。

      隋唐人愛吃羊肉,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,最明顯的表現就是與羊肉相關的各色美食越來越多,吃法之多,不能列舉,工序之精巧,也是今人望塵莫及的。在史書中就有記載關于當時權貴對羊肉的喜愛,比如唐太宗長子李承乾愛用白水將羊肉煮熟后用佩刀割著吃,武則天則喜歡風雅些的冷修羊,其做法是將羊后腿加調料煮至酥爛,撈出切片搭配蘸料吃。

      據說女帝品嘗羊肉美味后曾詠詩贊曰:珍郎殺身以奉國。這里的“珍郎”便是對羊的擬人化比喻,看來對美食的喜愛,上到帝王下到平民都是一樣的。《清平樂》中描述的北宋初年的故事,正是在這種全民愛吃羊肉的歷史背景下展開的,而此時的羊肉卻出現了供應不足的問題。

      羊肉因何變得匱乏?

      和隋唐以關中平原為中心不同,宋朝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南移,來到了中原腹地汴梁,也就是如今的黃河之濱開封,中后期有進一步南移到了應天府(今河南商丘)和臨安府(今浙江杭州)。

     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變化,一方面是因為關中平原經過連年的戰亂洗劫和環境破壞,已經無法承載大量的人口,另一方面隋唐大運河向關中平原運送糧草需要逆水而上,對人力的消耗過于巨大。

      此外還有其他因素的考量,比如政治博弈和國防戰略(強干弱枝、重內輕外),總之兩宋時期整個國家的人口和資源都南移了。

      這本身的影響在剛開始的時候并不明顯,但隨著時間的推移,人們開始發現羊肉供應無法像前朝那樣便利,因為關中平原和北方草原并不遠,牧民趕著羊就可以來搞羊肉貿易,但宋朝首都南移以后,牧民就很難這么做了,一是路途太長病死率高,二是走得太遠羊會瘦下去大半的肉。

      因此北宋年間,民間想要保證羊肉的供給,就只能就地養羊,適量的通過進口貿易補充。用原本可以種莊稼的土地牧羊,不但羊肉的產量有限,而且價格也會上漲。與此同時,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的關系經常搞的十分緊張,邊關緊張的情況下想搞貿易發展,那是不可能的,所以在這種大環境下,宋朝全國的羊肉供給就成問題了。

      明白了這個道理,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《清平樂》中,宋仁宗吃到羊羔做的羊肉羹時會大為惱怒。

      原因無他,實在是羊肉在當時已經開始變得越來越貴,以至于大戶人家都無法做到敞開了吃,也就是我們當下喜歡說的羊肉自由,那么羊肉對普通人來說,也成了頗有些奢侈的享受。

      如果說北宋時期,百姓對于羊肉的供應緊張還可忍受,但到了南宋就以后,經濟和行政中心進一步南移,羊肉就基本成為奢侈品了。

      原來南方的環境濕熱,在北方生活習慣了的羊一時間無法適應適應這樣的氣候,很容易病死,羊肉的供給出了大問題。要知道古人既沒有基因科技,也沒有遺傳學上的理論知識,想要培育出適合環境的品種,往往需要幾代人的努力,才可能實現。

      沒有足夠的羊肉可以吃,人們只好將目光再次投向六畜,此時作為六畜之一的豬,因為方便圈養,且產肉量大的特點,開始被人們當做羊肉的替代品廣泛圈養,越來越多的豬肉開始出現在南宋人的餐桌上,并逐漸取代了之前羊肉的地位。

      伴隨后世飲食文化的積淀和發展,以豬肉為原料的美食數量也越來越多,與此同時,羊肉美食開始逐漸被人們所淡忘,此消彼長下,國人在愛吃豬肉的道路上一發而不可收拾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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